若何懂得年夜一統：比較歷史視野中的漢政典制化與羅馬帝國窘境
作者：張舒 任 鋒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學海》2023年第2期
【內容摘要】傳統中國的國家形態并非帝國，而是年夜一統。比擬羅馬帝國代表的軍事統治主導與政治裂變性，年夜一統更具武功精力與政治聚合性。經過西漢後期的政治更化，郡縣制年夜一統獲得鞏固更換新的資料，漢政典制成為中國后世政治的范型，而唐宋分別代表了強弱兩類內向性的年夜一統形式。比擬政體論和國家論，治體論重在提醒年夜一統與年夜國禮治的關聯，后包養app者透過中間與四方、當局與社會、文教與多種崇奉、華夏諸族群的開放融會，發展出古今通包養故事貫、政治和經濟、文教一體化的中間統合主義機制。年夜一統國家形態歷經封建、郡縣和現代共和的政制演變而得以維系，有賴于中間統合主義機制的返本開新。
【關鍵詞】帝國 年夜一統 治體 中間統合主義 年夜國禮治
作者簡介：張舒，天津師范年夜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任鋒，中國國民年夜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傳授、博士生導師
作為超年夜規模政治配合體，中國的國家形態問題歷來是學界的關注焦點。關于這一論題，東方學界風行以帝國框架解析中國的國家形態。典範如東方當代史學名著《劍橋中國史》系列，將中國歷史上各重要朝代均以帝國相稱，如漢帝國、唐帝國與清帝國等。但是，這一解釋框架存在很年夜局限。中國歷史的內在理路有別于東方典範的帝國形式，現代中國的國家包養情婦形態為年夜一統，表現出深入的政治聚合性與歷史連續性。
中國年夜一統國家源遠流長、延續至今，積累了數千年歷史經驗。關于年夜一統的探討，學界今朝風行政體論與國家論兩種思緒。政體論側重批評專制政治，反思中國現代君主專制的消極影響，或許探討中心集權積極的政治整一起配合用。國家包養情婦論則強調年夜一統的基要在于高程度的國家整合體系對政治離散化傾向的克治才能。但是，無論是國家論，還是政體論，其共通之處在于著重政治權力與法定軌制，缺少對年夜一統分歧歷史形態的復雜性考量，且對政治系統中當局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文明的辯證相維估計缺乏，次序理論的文明通貫性另有待闡發。
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引進治體論視角，以便更為系統地提醒年夜一統的復雜機理。一包養dcard方包養感情面，治體論是對政體論的批評性反思。比擬東方政體論著眼權力組織與分派，治體論強調在政治原則（治道）、政治主體（治人）與軌制方略（治法）等要素及其互動關系中，掌握實現長治久安的最基礎與關鍵。[1]治體論旨在供給一種多維的辯證視角，呈現歷史中國在治道統紀、武功當局與禮治次序等方面的精要。另一方面，治體論構成對國家論的視域延展。國家論雖能提醒國家機制的政治整一起配合用，但難以深度解析何故歷史中國的年夜一統得以分而復合、深根寧極。本文聚焦西漢這一傳統政治承前啟后的關鍵階段。漢政對后世確立典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同時，本文以古羅馬帝國為參照[2]，在比較歷史視野下探討年夜一統的基礎特質以及這一形式得以廣年夜長久的深層機制。
“羅馬治下的戰爭”，抑或“可年夜可久”？
作為前現代政治的主導形式，帝國在全球各文明區域均曾包養價格ptt出現。由于帝國形態各異，因此很難給出完備界定，但可從眾多定義中歸納帝國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一，帝國具有超年夜政治規模。在廣闊的邊境中，帝國統轄著多樣的族群。其二，政治等級性。帝國由某個政治中間向外輻射，中間與邊緣并非同等關系，而是宗主與附屬關系。其三，傳統帝國多為君主專制，君主依附家產權要制與常備軍維持專制統治。其四，帝國的不穩定性。東方現代雖不乏尋求一統式國家形態的觀念與盡力，但由于缺少相應的治事理論與政制支撐，因此難以將境內多平易近族整分解一個新的政治單位。就此而論，處所分離主義一向是帝國政治的頑疾。其五，軍事統治與對外擴張。帝國的興起伴隨著擴張與馴服，軍事權力在國家權力中占有相當年夜的比重。擴張主義是帝國根深蒂固的傾向，而這一傾向往往基于某種自我認同的意識形態抑或普世性宗教。根據經濟基礎的差異，帝國可分為農耕型、草原型與工商型；依時代論，帝國可分為傳統帝國與現代帝國，前者的基礎是軍事權力，后者則是資本權力。
東方政治發展重要歷經了城邦、帝國與現代平易近族國家三個階段。帝國是東方政治傳統的主要階段，而傳統帝國以古羅馬為典範。隨著武力擴張及邊境不斷擴年夜，古羅馬共和難以維持超年夜規模，因此過渡到帝國形式。奧古斯都時期是羅馬帝國的奠定階段。羅馬史研討名家塞姆指出，在等級社會結構下，羅馬共和表現為寡頭政治。屋年夜維的政治集權雖導致共和陵夷，但也終結了軍事寡頭的割據局勢，帶來了戰爭次序。[3]就霸權周期而論，帝國盛衰呈現周期特征，而羅馬霸權在帝國初期經歷了較長的上升階段。已有研討指出，這一霸業的關鍵在于帝國對“奧古斯都門檻”的跨越，即由武力擴張到次序戰爭的過渡。[4]屋年夜維憑借超凡政治才能結束了羅馬共和后期軍閥混戰的局勢，樹立了元首政治，在鞏固元首權威的基礎上，完美軍隊、行省與城市等系列軌制，從而為帝國奠基了基礎。在羅馬帝國初期的二百年，羅馬進進茂盛時代，經濟、社會、文明與軍事等領域的發展均達到相當的高度，而整個現代東方世界則處于“羅馬治下的戰爭”時代。[5]
羅馬雖然完成了對“奧古斯都門檻”的跨越，但依舊面臨窘境。實際上，羅馬帝國過度依賴天子賢能，而在帝國初期未能將元首的個人權威轉化為常規軌制，導致此后帝國政治極不穩定。羅馬皇位繼承軌制不確定以及文官政治不發達，以致暴君頻出，時常發生軍隊包養sd政變與皇權更迭。更為深層的窘境是，帝國無法有用整合境內眾多差異族群，因此時常出現政治動蕩，在政治中間潰敗之后，最終支離破碎、再難恢復。羅馬帝國的政治窘境并非孤例，而是世界歷史包養平台中帝國形式的共通現象。[6]
在政治結構方面，現代中國與羅馬帝國存在某些類似之處。兩者均構成君主政治，同為統轄多樣族群的超年夜規模配合體，均在各自區域政治中居主導位置。鑒于這些類似性，風行研討將現代中國視為帝國，采用帝國范式剖析中國政治。這類思緒當然便于將中國納進與其他政治文明的比較剖析，卻掩蔽了傳統中國的諸多非帝國屬性。實際上，中國歷代政治雖帶有帝國顏色，但并非帝國政治。早在20世紀30年月，史學巨頭錢穆即已指出：“（秦漢及以后的傳統中國）并不是一年夜帝國，并非由一地區來馴服其他地區而在一個國家之內有兩個以上不服等之界線與區劃…包養網比較…他只是中心與郡縣之融成一體，成為一個單一性的國家。”[7]其實早在先秦時期，現代中國即已超出帝國，構成年夜一統的國家結構。周秦之變以后，這一國家形態獲得繼承發展。
交際與內政是懂得現代中國的非帝國性的兩個方面。對外方面，傳統中國的主導理念是全國主義，已有研討指出，全國次序雖以中國為主導，但并非帝國式等級權力體系，更多的是諸多政治權力體系的互動博弈、各取所需的公共次序。[8]對內方面，中國現代王朝亦非帝國，而是年夜一統國家。年夜一統重要包括三個維度：配合體年夜群生涯聚合、中間性政治軌制與廣泛且有包涵性的文教體系等。[9]比擬帝國形式，年夜一統具有更強的政治聚合性，表現出深入的歷史連續性。中國現代雖歷經朝代更迭，但始終能夠分久必合，政治配合體不斷發展擴年夜。年夜一統的基礎特征是政治配合體的“可年夜可久”。[10]正若有學者所論：“中華文明（而不僅是單一的中國朝代）擁有超凡的耐久性，這是羅馬帝國文明所缺少的。”[11]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現代王朝絕年夜多數均以武力獲得政權，因此在建政初期，新的次序帶有軍事統治特征。但是這并不料味著傳統王朝即為帝國。緣由在于，新的政權在武力建政之后往往展開政治轉型，可將這一過程歸納綜合為“更化立國”，意指由軍事統治轉向武功政治。[12]區別于變法，更化并非將變革限制為創制立法，而是為政者根據具體歷史形勢，通過審慎的政治實踐，經由國家指導原則、人事與軌制的調整從而達成善治。更化思維尤其重視禮治建設，通過政治權力的差序設定和社會民氣的倫理維系，實現中間與年夜群的一體融貫與協和共生。就此而論，歷代政權可否達成年夜一統的鞏固，關鍵在于可否展開有用的政治更化。因此從“立國建政”再到“政治更化”則構成了中國傳統歷代政權的政治通則。如在殷周之際，武王伐紂，周代替商成為全國共主。其后周公制禮作樂完成政治更化，鞏固了年夜一統政治，而周代禮樂對后世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背面案例是秦朝。秦國通過變法圖強與兼并戰爭統一華夏，實現年夜一統由周制到秦制的轉換。但是，由于過度依賴法則刑罰、厲行繁苛之政，秦朝未能展開政治更化，因此政權敏捷覆亡。
西漢初年，全國粗安。賈誼向文帝進呈《陳政事疏》（別名《治安策》），論議直指當時嚴重政治議題，如教導太子、體貌年夜臣、抵御匈奴、裁抑諸侯與興起文教等，[13]開啟郡縣制包養網心得年夜一統時代的治體論傳統。在士人群體推動下，漢代逐漸展開武功轉型。在承繼秦制的基礎上，漢廷汲取秦亡的歷史教訓，推進年夜一統轉型與鞏固，這一過程至西漢中期方告完成。經過立國更化，漢代政治發展成熟，成為后世典范。
已有研討基于統計模子與比較剖包養網VIP析，提出現代中國與東方之所以出現政治集權與政治決裂的歷史年夜分流，重要緣由在于能否存在強年夜而持續的內部威脅。[14]類似研討屬于外緣剖析，未能深刻比較中西歷史政治形式的內在機制。比擬之下，國家整合論則提醒出年夜一統與帝國形式的重要差異在于，前者在秦漢時期已構成強年夜的國家整合機制，體現在邊境一統、政治一統、文教一統、古今一統等方面；而后者則由于缺少國家整合才能而難免政治離散。[15]
但是，國家整合論亦存在必定短板。其一，年夜一統的歷史實踐并非僅為秦漢時期國家的構建，而是早在先秦時代即已開啟。先秦年夜一統以西周為典範。比擬秦制集權，周制所代表的封建制年夜一統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整合才能，且周代禮樂典章對后世中國影響深遠。更為主要的是，年夜一統與其說是國家整合的后果，毋寧說更體現了次序統合化過程中的古今通貫性。其二，邊境一統并非僅憑戰爭才能即可實現與維持，其更為深摯的基礎是在多維次序統合機制的基礎上，通過政治統轄、經濟互通、文明互動、族群融會等多種方法凝集成耐久穩固的政治配長期包養合體。其三，年夜一統的關鍵是中間統合機制，而這一機制的基軸不限于天子制、權要制與郡縣制等政制框架。換言之，僅憑權力整合難以維系穩定耐久的年夜一統政治，而這正是帝國形式的窘境地點。秦朝速亡的最基礎緣由恰好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不斷施加對經濟、社會甚至文明領域的高壓管控，致使次序不勝重壓而崩潰。是以，中間統合機制的關鍵是禮治，包含中間與四方、當局和社會、文教與各種崇奉、華夏諸族群之間的開放融會，凝結為政治、經濟、倫理的一體化及其典制化。其四，年夜一統并非文明專制，而是在文教層面兼顧一統與多元，且治道方面存在諸子之學的相維互動。如在西漢后期的鹽鐵會議中，儒法兩家展開論辯，最終促進漢廷適時調整政策，及時緩解了武帝后期以來的國家虛耗局勢。
中間統合主義更能恰切解析中國年夜一統形式。[16]哲理層面，作為儒家經學的基礎理念，年夜一統這一概念初現于《年齡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年夜一統也。”[17]原義是指推尊作為萬物來源根基的元始。就此而論，年夜一統不是意指一切統一于天子的專制權力，而是恰與之相對，提醒政治次序基源存在天命民氣、歷史典章、霸道幻想，并認為現實政治須受這些政管理念的規約。實踐層面，在中間統合主義視域下，年夜一統包括“元”與“始”兩個方面，前者包養app意指共生年夜群的統合，后者則指向中間構建。年夜一統重要體現為中間與年夜群之間的開放融會、循環天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年夜一統在堅持統一性的同時，不斷增添新的次序要素。有別于東方帝國形式的多統性與政治離散化，中國年夜一統政治在中間統合主義機制的感化下，政治配合體不斷向心凝集，體現出深入的次序統合化。此中在歷時維度上，漢制僅為郡縣制年夜一統的肇端范型，除此之外還有唐制、宋制和清制等形態。
帝國政教二元與漢制政學相維
帝國政治崇尚武力，統治集團多為軍事將領出生。武人當政，因此帝國在治道層面重統治而輕管理。與古羅馬的政治實用主義分歧，漢代統治集團重視對學術理論的接收借鑒。傳統中國的凸起特點正在于政治與學術的緊密聯系。學術是指年齡戰國以來興起的諸子之學。比擬東方學術著重哲學，中國傳統諸子之學側重政管理論。正如司馬談所論：“夫陰陽、儒、墨、名、法、品德，此務為治者也。”[18]漢初統治集團采用黃老道家之學，廢除秦代苛法弊政，無為而治、與平易近歇息，社會經濟獲得恢復，出現文景之治。與此同時，執政集團接收法家思惟，不斷減弱封建諸侯勢力。景帝平定七國之亂以后，中心集權獲得有用鞏固。
西漢中期，武帝采納董仲舒對策，罷黜諸子，表揚五經之學。儒學此后成為國家管理的宏觀政治綱領，深入塑造著中國傳統政治的治道品德。武帝暮年針對長期征戰惹起的國力耗損、百孔千瘡，適時調整政策，恢復社會經濟。昭帝時期，儒家在與法家的鹽鐵政策論辯中最終勝出。漢廷實現政策轉軌，由法家的財政吸取轉向儒家的養平易近富平易近方略。在東方傳統帝國政治中，當局職能重要是維持治安與征收賦稅，效能較為消極。比擬之下，在中國傳統儒家政治中，當局發揮相對積極的效能，如促進平易近生、興起教化等。
在儒學影響下，年包養網心得夜一統更具戰爭主義品德，這在漢代的邊疆管理與對外關系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如與南方草原部族政權關系上，西漢后期，執政集團轉變武帝時代的軍事打擊思緒，發展出更為圓融而成熟的政治方略，通過和親、內遷與通商等諸多政策，有用鞏固了邊疆的戰爭局勢。再如東南方面，張騫“鑿空”西域，此后西漢中心在解除匈奴軍事威脅基礎上，設立西域都護府，實現對這一地區的有用管轄。西域地區成為現代絲綢之路的中轉與樞紐，極年夜促進了東東方之間的政治溝通、經貿交通與文明來往。已有研討指出，在國家戰略層面，漢代逐漸發展出“戰略守舊主義”政治思維，務盛內而不求外，重視戰略沖勁與戰略審慎的均衡。[19]這種戰略守舊主義傳統與帝國政治的軍事馴服和殖平易近擴張傾向氣質迥異。在武功精力陶冶下，傳統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構成協和萬邦的全國主義理念，蘊含政治互信、經濟互惠與文明互通等要素。時至本日，全國主義的和合精力仍具有深入的全球管理價值。[20]
除治道外，儒學亦對傳統國家權力結構產生深入影響，凸起表現為政學相維格式的構成。可以東方傳統政教關系為參照。受基督教的影響，羅馬帝國政教關系日益復雜。帝國西部，政教關系呈現二元化狀態，此后西歐中世紀又出現教權與王權的對立。而在帝國東部，尤其到拜占庭時期，政教關系則呈現一元特征，君主兼任最高宗教權威。比擬之下，儒家并未發展出獨立的政治組織結構，因此當時并未出現二元對立式政教關系。可是傳統中國亦非政教一元，緣由在于，漢代經學博士在傳承發展師法和家法的過程中，構成相對獨立的學統，與君主治統存在張力與互動。中唐以后尤其兩宋時期，儒家構成更為自覺而獨立的道統，構成對君主治統的權力規約。就此而論，儒家傳統與君主政治的關系介于一元與二元之間，呈現政學相維格式。
漢代政學相維重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學術范導政治。漢儒多持孔子素王論，認為孔子作六經是為后世創制立法，構成學統與治統分立的二元權威意識。儒家提出奉天法古，包含天人相應和古今復通兩個方面，目標是規約君權，抑制法家的君主專制思維。如董仲舒提出將天然災異作為警示君主的機制。天人感應論雖不乏奧秘顏色，但宗旨在于規約最高權力，促進君主涵養德性。當代英國政治學家芬納指出：“儒家意識形態下降了天子在軍事方面的主要腳色，在理論上將天子的腳色局限于國家儀式、官員錄用和‘美德’展現。”[21]可以看出，傳統君主治統遭到儒家學統的規約。在漢儒論域中，假如說天道是年夜一統政治的超驗基礎的話，那么三代之治則是年夜一統的歷史范型。其二，政治統領學術。漢廷雖以儒學為治道綱領，但治國并不純任儒學，而是構成更為成熟的治道思維。如漢宣帝所論：“漢家自有軌制，本以霸霸道雜之。”[22]漢代以實踐為本位，整合儒家、道家與法家等學派，發展出體頂用宏的綜合性施政思維。近代學者呂思勉對這一復合式治體規模頗為稱道：“（宣帝）‘嚴以察吏，寬以馭平易近’，這實在是公道的治法。”[23]漢代兼收并蓄的為政思維為后世確立典范。
從國家權力結構來看，有學者將漢代國家形態歸納綜合為“儒法國家”，基礎特征是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權力合二為一，以儒家為符合法規性基礎，而以法家為國家實質性治理機制。[24]作為意識形態權力的儒學對維系年夜一統政治發揮極為主要的感化。一方面，與基督教等神教傳統迥異其趣，儒家對宗教堅持存而不論的感性態度，體現出深入的人文主義精力。在儒家文明陶冶下，傳統中國能夠涵納多種宗教，而少有東方傳統時代的宗教教派對抗與沖突。恰如當代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所論，“中國是獨一能夠消化救世宗教的所有的沖擊而聳然不動甚至反而加倍強年夜的帝國。”[25]在此，曼雖然仍采用帝國框架剖析中國傳統政治，可是看到了歷史中國的非帝國特質，尤其關注到中間統合主義的年夜一統機制。還有研討指出，傳統中國構成一個文教與多種宗教和合共存格式，“宗教寬容在中國是一個已存在數千年的事實。”[26]另一方面，在平易近族問題上，儒家秉持文明平易近族主義觀念，以文明而非血統來對待平易近族差異，因此對平易近族融會起到積極促進感化。
在政治文明層面，漢代逐漸構成一包養站長統與多元的辯證關系結構，頗具典范意義，與東方政治傳統構成對照。傳統帝國時代，東方將基督教作為意識形態統合機制。由于一神教具有濃重的排他性，易對多元文明產生強烈的克制效應，有鑒于此，東方近代以來逐漸構成政教分離格式。這一體制雖能涵納多樣族群，但是僅將一統的心思基礎限制在憲制共識上，未能為配合體的耐久聚合供給深摯的文明共識。因此東方古今政治適呈兩極狀態，前者宗教一統難容文明多元，而后者雖能涵納多元，在文明建設層面卻渙散無統。就此而論，中國國家權力能在政治與文明雙重維度兼顧一統與多元。西漢中期以后，作為治道基軸的儒家學說逐漸沉積為中國年夜一統傳統的政治文明與心思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儒家傳統內含豐富的政治公共的政管理念，如天命論主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年齡左氏傳》）。漢儒提出君主時代的政權轉換思惟。如眭弘所論：“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授命……漢帝宜誰差全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27]天命論凸顯儒家公全國的政管理念，蘊含對家全國君主政治的深層超出。質言之，由于最高權力的公共屬性，因此當朝代運行弊久且掉往天命時，君主應適時禪讓，達成最高權力的天然轉換，實現與平易近更始。恰是由于儒家傳統蘊含超出君主政治的公共理念，其在近代中國構成共和轉型的觀念基底。ameri包養價格pttcan學者列文森敏銳地指出：“中國的‘漢學’（儒學）核辦贗品（萬世一系式神權君主論），在終極意義上具有反動和共和政體的含義。”[28]換言之，儒家天命論反對萬世一系式家全國君主政制。儒家傳統與共和政治存在深層包養網VIP的觀念互通與共振，可為現代政治建設供給豐富的政治公共文明資源。
帝國尚武與典制崇文
政治軌制方面，帝國形式具有濃厚的軍事統治顏色，軌制供給缺乏，凸起表現為皇權易變性與文官軌制不成熟。通觀整個羅馬帝國時期，軍事政變頻發，帝位更迭頻繁。權要制雖有萌芽，但遠缺乏以成為政治結構的穩定支撐。根據相關研討，在羅馬國家收入結構中，帝國財政均勻每年七成以上為軍事收入，而行政治理投進占比缺乏二成。[29]相較而論，漢代王權軌制化水平更高，更為穩定。而年夜一統與帝國體制的主要差異在于，前者構成較為成熟的文官政治與更為平衡的央地關系，政治系統能夠對社會系統進行有用整合與調控，因此具備更強的管理效能。
秦漢年夜一統政治鞏固的需要條件是帝制的完美。已有研討指出，在中國現代，除具有專制傾向之外，作為軌制的天子發揮著不成或缺的政治整合與權力運行的憲制效能。[30]比擬秦代，漢代皇權的軌制化水平更高，因此更為穩定。西漢初期，皇儲與皇后軌制相繼確立，推動著帝制的完美。在此時期，賈誼首倡郡縣制年夜一統時代系統的治體理論，推進漢代君主政制建設。《陳政事疏》提出：“全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擺佈。”[31]在思慮完美儲君教導軌制的同時，賈誼提出構建君主權威的基礎思緒：“人主之尊，辟無異堂……若堂無陛階者，堂高殆不過尺矣……故古者圣王制為列等。”（《新書·階級》）正如堂室具有臺階方顯莊嚴，君主應著力禮制建設，基于尊賢治化維系政治權威，在體貌年夜臣的基礎上構成君臣相與的憲制習慣與政治風氣。在士人群體推動下，漢代帝制發生深入變遷，重要體現為皇室教導、尊禮年夜臣、諫議機制等政治體制的發展完美。
年夜一統與帝國的關鍵差異在于前者構成成熟的文官政治。關于這一論題，風行思緒是運用權要理論剖析士年夜夫政治，如將現代中國作為歷史權要帝國的典範案例。[32]在權要理論視域下，現代中國被解析為一元化君主政治。但是，這一研討框架掩蔽了中國傳統文官政治的諸多特質。緣由在于，權要政治更為接近法家政體，而與儒家士人政治存在很年夜差異。士人并非消極的行政執行者，而是積極的政治能動氣力。士權對君權具有規約感化，典範如漢代構成相對完美的諫官系統，設置諫議年夜夫、給事中等職官，針對君主行使諫議職權，規約君主的政治德性與權力運用。如汲黯對武帝實施鋪張之政所進行的諫阻。君權與士權存在復雜博弈，折射出中國傳統政治的深入二元性，構成年夜一統政治主要的軌制活氣。
在儒家士人推動下，文官政治逐漸成熟。結合當時政論，如賈誼建策文帝選任通達治體的賢能儒臣。緣由在于，比擬法家刀筆吏，儒家士人更具政治體要意識與創議精力。這一提議意圖確立儒士在政務層面的主導位置，而將法吏的政治腳色限制為事務官。董仲舒向武帝提出更為系統的官制變革計劃。在養士方面，他建議從中心到處所創設學校用以涵養賢能。在選士方面，他主張變革察舉軌制，改變蔭任、貲選等選官方法，提議處所按期向中心薦舉賢能。公孫弘提出為博士置門生員，建議博士門生學成之后，經由相應考察成為文學掌故或郎官。漢廷接收儒臣的上述提議，慢慢完美武功政治。值得指出的是，漢制并未限于士人政治這一單一情勢，而是同時遭到法家、道家等其他學派的影響，構成混雜型治體規模。政務官層面，漢代存在儒家士人、道家長者與法家能吏等多種風格治人主體并行不悖格式。[33]與后世科舉時代仕宦分途分歧，漢代仕宦之間存在流動機制，當時有相當比重的政治精英出自處所文吏，因此更能堅持軌制體系的政治活氣。
從央地關系來看，漢代年夜一統較好地兼顧了一統體制與復合機制，重要體現在如下方面：其一，根據具體歷史形勢，適時調整政策，鞏固中心集權。西漢初期，鑒于秦亡教訓，漢室實行郡國并行體制。劉姓諸侯對鏟除呂氏外戚曾發揮過主要感化。其后，漢室不斷克制諸侯勢力，至西漢后期，基礎上將封包養女人國納進郡縣體制。其二，堅持中心集權與處所分權的平衡。一方面，太守周全掌管郡內政務，享有人事、財政與軍事等諸多職權，因此具有較年夜行政自立與施政空間，利于處所政務耐久推進。另一方面，中心通過行政考察與監察統領處所。如武帝時期設立刺史監察處所政治，刺史直屬中心而秩級低于郡守，因此既能自立行使監察職權，又不至過分干預處所政務。顧炎武對漢政的憲制精義頗有精當闡發：“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年夜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日知錄·卷九》）其三，隨機應變實行平易近族處所治理，無力促進平易近族融會。如武帝時期采用屬國軌制治理內附的匈奴部族，而屬國的行政級別年夜致相當于郡。漢室設立屬國都尉統領政務，同時授予原部族首領高爵以示優渥。包養app屬國軌制的基礎特點在于因其故俗，在尊敬原有社會風俗基礎上，慢慢將之納進中心的行政治理體系。漢室中心與屬國處所的關系并非單向的政治統治，而是雙向的管理一起配合與文明互動，因此能夠促進平易近族融會。恰是由于漢代構成穩健包涵的政治軌制與相對平衡的央地關系，年夜一統政治不包養意思斷發展完美。
值得指出的是，關于夷夏關系與邊境整合，秦漢政治雖然供給了基礎軌制框架，但卻仍未能最基礎解決對南方少數平易近族的統合問題，這一問題直到唐代方得基礎解決。唐代通過包養網評價帝汗并建、施以德化，以雙重政治文明認同而系于君主軌制，從而混融夷夏，構成更為完備的年夜一統形式，為后世元代與清代供給體制范型。[34]從類型學角度看，在歷史演變過程中，漢制的強內向化版本如唐制、清制，在邊境結構上與帝國存在必定水平的類似性；而漢制的弱內向化版本則為宋制，近似于平易近族國家。但是無論漢制還是唐制，抑或宋制，政治形態雖有差異，但都保有中間統合主義機制。是以，中國年夜一統國家雖與東方帝國、平易近族國家形式存在必定類似，但在原型上則存在本質差異。
在漢代年夜一統構建過程中，漢政逐漸典制化。為何一代軌制能夠成為后世政典？既有研討指出：“不僅僅是在具體管理環境中實現軌制方略的因承損益，還需求政治道理和政治主體層面的應對搭配與引領互動，在長久深摯的歷史文明語境中實現融通。”[35]在典制化視域下，漢制年夜一統呈現如下特質：其一，立國思維與政治現實主義精力。漢初政治集團雖對秦政有著深切批評，但并未全盤否棄秦制進而復古三代封建，而是基于現實政治考量，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有所損益。賈誼治體論就是這一立國思維的系統體現，如他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36]奇妙推動了年夜一統郡縣政制的鞏固。其二，古今通貫性。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對策，推進復古更化，實際上能否棄秦代自我作古的歷史虛無主義思維，從而復歸三代政治統紀，實現古今復通。其三，系統融和性。漢政重視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等軌制之間的共同協調。如行政與監察之間的相維相制。再如漢代察舉軌制與士族社會之間的互適。漢制的古今兼容與系統協調是漢代年夜一統政治得以長久存續的關鍵地點。
非穩態的帝國結構與典制化的禮治統合
漢代年夜一統得以鞏固的主要緣由是構成禮治型的次序統合形式。比較而論，羅馬帝國政治整合的重要手腕是羅馬法與基督教。相關研討指出，帝國時期政治思惟的發展構成政體論、羅馬法與基督教等三種進路，而后兩者逐漸占據了政治思維的主流位置。[37]但是，無論是羅馬法，還是基督教，在政治整合方面均存在很年夜短板。羅馬法雖具很強的感性主義特征，但其推廣實施需求依托強年夜的中心集權。而一旦帝國中心政權解體，羅馬法便很難獲得持續有用貫徹。4世紀以后，基督教逐漸成為羅馬帝國國教，轉化為帝國進行政治整合的基礎東西。但是，類似宗教年夜一統形式注定難以耐久。緣由在于，在國教形式下，宗教不合包養站長易導致政治裂變，凸起表現為國教對其他教派的壓制，且在東方前現代時期，分歧宗教之間亦存在劇烈沖突。實際上，羅馬帝國之所以永遠性地決裂為東西兩個部門，主要緣由便在于上帝教與東正教的宗教決裂與對峙。縱觀整個中世紀，宗教危害與教派戰爭此起彼伏，少有承平之世，傳統歐洲政治次序亦在持續的宗教紛爭中不斷裂變，最終分崩離析。帝國政治呈現強烈的不穩定性。
比擬之下，漢制年包養故事夜一統超出了律法思維抑或宗教思維的安排，逐漸構成了禮治型政治社會次序。漢代興起禮治的基礎佈景是對秦代政教形式的批評。如漢儒指出：“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網密于凝脂。但是高低相遁，奸偽萌發。”（《鹽鐵論·刑德》）這段批評直接道出法家秦政的癥結地點。秦廷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通過包養留言板繁密法則對社會施加周全管控，但是後果適得其反，政治次序急速崩潰。相關研討指出：“（秦代）將其本身的統治基礎幾乎完整奠基在以往軍事沖突/競爭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嚴酷的管理技術之上，而國家與社會之間則缺少契約性的關系。”[38]與之相對，漢政建設的基礎標的目的則是構建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
在漢儒看來，秦代任法尚刑、廢棄禮治致使民氣掉范、風俗衰敗，最終導致政治社會崩潰。有鑒于此，漢儒努力構建禮治從而超出秦制的尚法為治。禮治的基礎綱領在于強調政治家相對于行政權要、興教化相對于治平易近事、經制紀綱相對于刑罰威權、更化相對于變法的一系列優先性。[39]在內容方面，禮治重要包括如下舉措：其一，改變法家管控思維，減少政治權力對社會次序的過度把持。漢儒提出富平易近裕平易近，勿與平易近爭利，因此漢代統治集團多數時期能夠做到因任平易近眾自立，涵容社會自治空間的生長，推動經濟繁榮與社會善治。其二，禮治并非意味棄置法則刑罰，而是禮治吸納法治，構成德主刑輔的政治次序格式。其三，區別于道家聽任主義，禮治思維主張國家對經濟社會堅持需要調控。如董仲舒提出：“限平易近名田，以澹缺乏，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平易近。”[40]出于均平主義理念，漢廷逐漸撤消鹽鐵官營，限制地盤兼并，旨在避免貧富差距過年夜。
具體到政治機制，漢代繼承秦代處所基層政權架構，郡縣之下設置鄉里組織，為善治供給基礎的軌制保證。與秦代著重國家權力對社會的單向管控分歧，漢代禮治統合形式重視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雙向互動。處所政權除承擔賦稅、治安、獄訟等基礎政務之外，努力維持均平有序的政治社會次序。如漢代郡守的主要職責是打擊處所豪強勢力。在儒家文明影響下，漢代處所興起文教事業，涵養社會氣力。如蜀地太守文翁興辦學校，教化平易近眾，培養政治賢才，促進巴蜀地區渾厚的社會風俗。[41]再如名臣韓延壽在潁川太守任上，剷除後任太守奉行的鼓勵告奸等法家治術，奉行儒家教化，潁川地區出現長期善治局勢。[42]漢代社會權力活躍，對國家政治堅持必定水平的參與。如鄉里設有由平易近眾推舉產生的三老、孝悌、力田等職官，在協助處所管理的同時，時而代表平易近眾上書言事，參議國家政務。
漢政既非國家周全統制，亦非處所自治，而是具有中間統合主義的特點。國家權力處于主導位置，涵納社會空間的自發生長；同時社會權力參與國家政務，與國家權力堅持一起配合關系。這一形式深具典范意義。一方面，比擬東方帝國形式，中國年夜一統國家的軌制化水平更高，基層政治發揮更強的社會整合效能。另一方面，儒家文教為構成廣年夜長久的年夜一統政治奠基了深摯的社會文明基礎。誠如錢穆師長教師指出：“中國人觀念，國之本在平易近，平易近之本在其生，而平易近生之本則在其有積世相傳、道一風同之配合標準，即所謂禮樂教化，即古人之所謂文明。而教化之本，則在德不在力。”[43]禮樂處在法則與習俗之間，能夠發揮獨特的管理效能。有別于強制性法則，禮樂規則更具彈性，因此能夠與多樣性的處所風俗和諧共處，同時對處所風俗產生規范感化，構成禮俗互動的復及格局。儒家禮治重視興起文教、涵養平易近德，因此能夠推動社會自治空間的成長，為政治建設夯筑堅實的社會基礎。
漢代禮治格式的構成意味著年夜一統政治形式的深化。假如說周制重禮而秦制尚法的話，那么漢制則是通過禮治吸納法治，從而實現對周制與秦制的兼收并蓄。在以漢代為代表的傳統禮治政治中，“政治軌制、文教倫理和經濟設定的緊密融會，促進構成的是包含政平易近一體、公私兼顧、政學政教合一、政經合一的一體化次序幻想。”[44]就此而論，年夜一統政治既非君主專制，亦非一元化的政治集權，其焦點在于禮治，政治、經濟、文教的一體化與典制化構成了中間統合主義機制，此中堅持中間與四方、當局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文教與多長期包養崇奉、華夏諸族群之間的開放融會，同時包含著一個寓政治于社會、經濟和文教的治化過程。恰是在禮治推動的中間統合主義機制的感化下，歷史中國的年夜一統政治形式得以廣年夜經久、深根寧極，從而與政治離散化的帝國形式構成鮮明分野。
在比較歷史視域下，同為超年夜規模政治配合體，漢代與古羅馬遙相對應，各自構成分歧的國家傳統。在政治建設方面，現代東方與中國互有得掉。古羅馬積累有深摯的共和傳統，這一混雜政體形式能較為有用地戰勝君主專制弊病。但是由于技術條件限制，古典共和難以適應政治規模不斷擴年夜的歷史形勢，因此蛻變為帝國政治。帝國形式過分依賴元首集權與軍事統治，社會基礎單薄，政治多統且不穩定。在軍事政變、蠻族進侵與宗教紛爭等多重變故沖擊下，羅馬帝國支離破碎，出現文明斷層。
有別于帝國政治，中國自先秦時期即已構成年夜一統形式。漢代在承接秦制的基礎上，經過立國更化，中心集權獲得鞏固，構成武功當局與禮治次序。在典制化進程中，漢制年夜一統形式不斷獲得鞏固完美。比擬帝國形式，年夜一統更具管理效能，使得傳統廣土眾平易近的政治配合體得以廣年夜經久、凝集和合。年夜一統與帝國的對比深入呈現出“統”與“散”的次序分野。從古今政治變遷來看，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路徑，并非帝國的崩解與平易近族國家的重構，而是多元一體國家傳統的返本開新。歷史中國的政治傳統可為當代政治發展供給豐厚的sd包養政學資源。
注釋：
[1]參見任鋒《中國政學傳統中的治體論：基于歷史脈絡的考核》，《學海》2017年第5期；任鋒《立國思惟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9年，第46-67頁；任鋒《治體論的思惟傳統與現代啟示》，《政治學研討》2019年第5期。
[2]關于漢代與古羅馬的比較研討，參見梁作檊《羅馬帝國與漢晉帝國興起史》，廣東高級教導出書社，1997年，第7-50頁；邢義田《全國一家：天子、權要與社會》，中華書局，2011年，第202-223頁；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較》，新世界出書社，2022年，第86-149頁。
[3]羅納德·塞姆：《羅馬反動》，呂厚量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52-478頁。
[4]關于這一論題的相關研討，參見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93-97；另見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帝國統治的邏輯——從古羅馬到american》，程衛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21年，第101-106頁。
[5]關于“包養網推薦羅馬治下的戰爭”的集中論述，參見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興起史》第1卷，席代岳譯，吉林出書集團，2008年，第1-22頁。
[6]再如波斯帝國、亞歷山年夜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等，均呈現出帝國政治的“中間—邊緣”結構，一旦政治包養意思中樞衰敗，那么帝國整體最終難免支離破碎，而帝國的政治解體呈現不成逆性。
[7]錢穆：《中國文明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11頁。
[8]李揚帆：《“中華帝國”的概念及其世界次序：被誤讀的全國次序》，《國際政治研討》2015年第5期。
[9]任鋒：《年夜一統與政治次序的基源性問題：錢穆歷史思維的理論啟示》，《人文雜志》2021年第8期。
[10]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書社，2011年，第122-128頁。
[11]趙更始：《漢代權要軌制的來源、性質與發展》，沃爾特·沙伊德爾編：《現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楊硯等譯，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120頁。
[12]任鋒：《立國思惟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9年，第574-578頁。
[13]《漢書》卷48《賈誼傳》。
[14]Chiu Yu Ko, Mark Koyama, and Tuan-Hwee Sng, “Unified China and Divided Europ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5包養一個月9, No.1(2018), pp.285-327.
[15]姚中秋：《以國家整合為中間的年夜一統理念：基于對秦漢間三場政治論辯的解讀》，《學海》2022年第5期。
[16]李歡、任鋒：《平易近主集中制與年夜一統國家的現代建構》，《中心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17]《年齡公羊傳注疏》隱公卷第一。
[18]《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19]時殷弘：《戰略守舊主義的中國范例：兩漢賈捐之、劉安、杜欽、魯恭和蔡邕的論辯》，《史學月刊》2018年第2期。
[20]趙汀陽：《全國包養金額：在幻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摸索與爭鳴》2019年第9期。
[21]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王震、馬百亮譯，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512頁。
[22]《漢書》卷9《元帝紀》。
[23]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惟史》，北京出書社，2016年，第78頁。
[24]趙更始：《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夏江旗譯，北京聯合出書公司，2020年，第8頁。
[25]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423頁。
[26]姚中秋：《一個文教，多種宗教》，《天府新論》2014年第1期。
[27]《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28]列文森：《孔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年夜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0年，第268頁。
[29]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341-342頁。
[30]蘇力：《年夜國憲制：歷史中國的軌制構成》，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第442-489頁。
[31]《漢書》卷48《賈誼傳》。
[32]S.N.艾森斯塔德：《帝國的政治體系》，沈原、張旅平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90頁。
[33]閻步克：《士年夜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281-292頁。
[34]閆恒、班布日：《夷夏關系與“年夜一統”的歷史形態》，《中心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35]沈蜜、任鋒：《軌制為什么是通的——作為政書范例的與國家管理傳統》，《學海》2021年第6期。
[36]《漢書》卷48《賈誼傳》。
[37]喬治·薩拜因、托馬斯·索爾森：《政治學說史》（上卷），第四版，鄧正來譯，上海國民出書社，2008年，第205頁。
[38]趙更始：《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夏江旗譯，北京聯合出書公司，2020年，第169頁。
[39]任鋒：《論作為治體天生要素的民氣：一個歷史政治學的剖析》，《天府新論》2021年第1期。
[40]《漢書》卷24《食貨志》。
[41]《漢書》卷89《循吏傳》。
[42]《漢書》卷76《趙尹韓張兩王傳》。
[43]錢穆：《晚學盲言》（上），九州出書社，2011年，第315頁。
[44]任鋒：《年夜國禮治何故主要？——政制崇敬、治體論與儒學社會科學芻議》，《孔子研討》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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