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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董仲舒的國家教化
作者：余治平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載《六盤水師范學院學報》2025年第2期
【內容摘要】儒家語境中的國家教化凡是借助政治威權而實施，雖缺少需要的宗教組織情勢，卻能夠體現出超強的滲透力和茂盛的性命力。董仲舒強調皇帝應當把教化平易近眾當作管理全國之最基礎。教化的理論條件是人道有待教化然后才幹為善。無善質，王教找不到載體，禮樂之道無以附著；無王教，善質則不開發而成績不出真正的善。董仲舒建言武帝采取積極的風俗管理與平易近眾教化政策，改革人道與改革社會兩不誤。教化是皇帝的教化，而不是儒家的教化，皇帝是董仲舒國家教化的法定主體。皇帝、君王布施德教，平易近眾則天然改變不良習慣，社會風尚都跟著好轉。實行以官化平易近、以官為師的管理路線而言傳身教，官不正則平易近不正。董仲舒倡導的是一種德教，而不是刑教、法教。秦亡最基礎緣由是放棄了德教，沒有繼承先王國家教化的傳統。五常是國家教化的精華，也是漢代新儒家對先王之道的凝練。
【關 鍵 詞】董仲舒 國家教化 人道論條件 官為平易近師 德教
【作者簡介】余治平，漢族，江蘇淮安人。哲學博士。上海路況年夜學長聘傳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討委員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首席專家。研討標的目的：董仲舒思惟與文明、儒家經學、中國哲學。
世界上絕年夜多數體制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都是強調宗教教化的。這些宗教群體實行宗教教化的目標無非是要信徒聽話，做到絕對服從。《新約·馬太福音》中，耶穌說：“所以你們要往，使萬平易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囑咐你們的，都教導（lehret）他們遵照（halten）。”[②]基督教的教化普通都借助于宗教知識傳播、禮拜活動、儀式性集會而對皈依者進行系統訓練。被儒家所倡導和奉行的國家教化則往往借助于政治威權、應用當局架構而以潤物無聲的方法展開，概況上看沒有強制任何人但誰都想往里面跳，也顯得松散而缺少需要的宗教組織情勢，實質上卻滲透細密，無孔不進，而又性命力茂盛。把董仲舒的國家教化當作其國家宗教觀念的一個有機部門，應該是基于“宗教”一詞的中國化懂得的。儒家教化可以不在乎人們接收的方法，而只強調人們能夠全盤或部門接收它的價值理念。而這便與諸多一神教的“群體力圖影響那些構成個人行為之基礎的所有的價值”的宗教教化請求達到了分歧。[③]依照“宗教”就是宗法教化的漢語本義，有皇帝、君王所操縱、實施和把持的教化活動很當然地就是一種宗教，并且還是一種包養網國家層面的、具有強烈意識形態顏色和精力引導效能的配合體崇奉，同時具有全國管理的高度和全域推廣的廣泛性。董學的文本語境中，教、化、教化、禮樂教化四個概念的指謂統一，沒有本質性的區分，可以交換應用。但假如仔細分疏，教則側重實施對象，化則強調教的面上後果，而教化則指教、化動作的整體性和連續性，禮樂教化則意在表白教化的知識內容。
一、教為政本與人道論條件
關于教化的效能感化與主要性，在《年齡繁露·精華》篇中，董仲舒曰：“教，政之本也”，德性教化是皇帝、君王治政的最主要基礎，相對而言，“獄，政之末也”，不到萬不得已則不消刑罰。蘇輿《義證》曰：“獄與教相輔為用。”[④]威教結合，德刑相參。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夫禮禁已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包養行情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以禮法德教化平易近，平易近就本身消解了諸多牴觸，可以獲得把問題解決在裸露之前的功能。相反，以刑罰律令管理全國，則都是在問題已經出現、災禍已經構成情況下的不得已辦法。值得留意的是，董仲舒強調皇帝應當把教化平易近眾、進步平易近眾的文明程度與素質當作執掌權柄管理全國的最基礎，而不是好年夜喜功、單純尋求國家富強，也不只圖自家山河永遠化，只要儒家群體才會這么倡導和主張。在《第一策》中，董仲舒曰：“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可見，相較于剛性的作戰兵器，看似荏弱無力的禮樂教化，卻能夠支撐起一個龐年夜帝國的年夜廈，并且還足以使之長治久安，實現可持續運行。這就是文明軟實力所可以發揮的宏大感化。上古圣王所開辟的年夜統基業，之所以能夠在他們逝世后還能夠傳承久遠，動輒有數百年的延續，一個主要緣由就是得益于禮樂教化的有用實施。“禮樂教化”是圣王的“共通作為”，“仁義禮樂”則是“先王之道”的“共通原因”，即“奠定于仁義禮樂的教化，即是‘萬世亡弊’之‘道’的實質內容。”[⑤]對于君王的全國管理而言，一方面，有沒有禮樂教化紛歧樣，另一方面，禮樂教化實施得好與欠好，其結果也紛歧樣。儒家一貫主張的先王之道、王化路線，董仲舒強調的“善治”幻想，都很是重視禮樂教化的效能。《第一策》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刻教化于平易近。”可見，在時王尚未完整顛覆前朝、自家基業處于草創之中的情況下，教化國民、營造傑出輿論氛圍之事也不克不及耽誤，暫且借用“先王之樂”代行主導意識形態的效能，也未嘗不成。“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實際上，《雅》、《頌》不僅具有政治服務效能，更有宗教意義。《詩·年夜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而“《頌》者，美大德之描述，以其勝利告于神明者也。”二者都可以被懂得成周王打敗和顛覆前殷王朝而祭告上天神明時的獻演，都是年夜型的樂舞，皆由皇帝出頭具名組織、籌劃，是國家層次的禮樂典范之作。“樂者，所以變平易近風、化風俗也。其變平易近也易，其化人也著。”禮可以規范人的言語行為，是明顯的感化力；而樂則是潛移默化，它能夠在年夜面積上對平易近風、世俗構成獨特的感染、變更之效，從而助推皇帝、王者治政，其氣力切不成小覷。“霸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政統可以覆包養網滅，禮樂卻可以長期發揮感化，先王之樂可以比先王走得更遠。據《第二策》，霸道之“教化年夜行”，是“全國和好”的主要體現之一。
董仲舒的國家教化有一個主要的理論條件，即人是有待教化，然后才幹為善的。《實性》篇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克不及化；無王教，則質樸不克不及善。”人之性，底本純潔、質樸、天然流顯，無所謂善與不善。人能夠為善，顯然是后天教化的結果。而這個后天教化則有依賴于王者的積極作為和德教的實施。假如沒有善質，王教則找不到載體，一切禮樂之道都將無以附著。同樣，假如沒有來自內在的王教，善質則永遠都只是善質，而不成能開發、成績出真正的善。“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可見，教化、訓練是全國國民成善樹德的一年夜實踐條件。康有為說：“止之內，謂之本性”，性是人潛躲于內的天性，原始而真實。而“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包養，所謂人包養之繼天而成于外也。”教化顯然是一種后天人為，雖然內在于人的天性，卻又建基于人的天性。緣于人道之可改革之特征，而賦予以禮樂德業，引導以王化之道。故“天也，繼以善，教也；成其性，人也”[⑥]，善是人類本身教導、本身成績的結果，善得益包養網于人類的自為、自成，而不成能是一種後天給予。
董仲舒甚至還把國民比作覺醒沒醒而有待皇帝、君王啟蒙開智的任務對象。《深察名號》篇曰：“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后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成謂見。今萬平易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后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成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可見，萬平易近之性，只要其內在之質樸，還處于一種尚未能覺醒的狀態，覺醒而有待喚起，有待圣王教之然后呈現出具體的善行。這種情況下，王者的感化、教化的感化就顯得尤為需要而不成或缺了。“圣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平易近，莫能當善。”茹毛飲血之時，王者尚未誕生，初平易近的身上便不成能有善的表現。唯有王者出世，禮樂興起，逐漸引領和開導國民，國民才幹趨近于善，成績出善。《實性》篇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性似禾，善似米。國民本身具有善的質地基礎，但需求皇帝、君王出頭具名為他們指引德性標的目的，為他們施加禮樂教化，故“善，教訓之所然”[⑦]的結果，而非生來與具的天性，這是董仲舒與性善論者的一年夜主要區別。
二、王以教化為務及其結構設計
王者當以教平易近、化流為職責、任務。王者行教化，是其本務，《第三策》曰：“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可；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平易近，以成性也；處死度之宜，別高低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年夜本舉矣。”人道質樸，尚不是善。單靠人本身，是不克不及完成自性改革的。天主為國民設置了王的存在，重要的目標就是要王主動往幫助國民改革天性而向善遷善。而王只要在使先王之教昌明、發達的條件下，才可以把國民從蒙昧中喚醒，把國民帶進聰明開顯的覺悟狀態。這是王者的天職，容不得推辭。《霸道》篇曰：“五帝三王之治全國，不敢有君平易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平易近時，使平易近不過歲三日，平易近家給人足，無怨看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上古圣王從來不把本身當作國民的統治者、駕馭者，定位不高，低調行事。只征收菲薄的稅賦，能夠確保維持住當局架構的正常運轉即可。國家工程、收兵兵戈，役使平易近力，每年每人不超過三天。圣王們把大批的精神都用在教化平易近眾方面，為他們確立愛、忠、敬、親親、尊尊之類最基礎的人際倫理和品德規范。“平易近修德而美妙，被發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平易近不犯[⑧]，四夷傳譯而朝[⑨]，平易近情至樸而不文。”平易近眾通過持之以恒的品德實踐而晉陞本身的精力程度，進而生涯得更好、更快樂。董仲舒以為，對于平易近眾而言，堅持不懈地修煉德性是生涯美妙的基礎條件，任何舒心愉悅的境界都是儒家德性功夫的必定結果。圣王之治能夠讓全國人都能夠安享天算，而不會發生白發人送黑發人之類的工作。天下昇平，人均壽命則相對較長；全國無道，戰亂頻仍，非正常逝世亡現象則多。《韓詩外傳》卷三曰：“承平之時，無瘖、聾、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毒蟲都不敢叮咬，兇猛的野獸和飛禽也不敢攻擊。天降甘露，是承平世道的瑞征。甘泉涌出，及時雨降下，田里的莊稼都能夠結出碩年夜而美妙的穗子。圣治之下，政通人和而感動神明，以致于鳳凰、麒麟都能夠悠然出現在國都的郊外。萬平易近不敢冒然觸犯罪條律令，以致于監獄空蕩，刑罰威而不消。非中間的邊境部落、野蠻地區歸服中土，而心甘情愿地前來拜見諸夏中國的君王。
儒家不單請求皇帝、君王積極管理好每個人的身體性命、修養好德性主體的心性志意，更強調管理晴天下社會，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不僅要讓人成其為人，還要讓社會成其為社會。“一切的宗教都重視品德”，[⑩]這是它們與邪教相區別的一條底線。儒家對個體品德修為功夫的強調甚至超過一些體制性宗教。故董仲舒建言武帝采取積極的風俗管理與平易近眾教化政策，“以文德教訓于全國”，“立年夜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教化行而習俗美”，改革人道與改包養革社會兩不誤，不只為漢家皇權之長治久安，目標毋寧已經瞄準王化境內，實現全國年夜同。《古文苑·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載董仲舒曰：“即君侯年夜立則，品德弘通，化流四極”，政治領袖確立人倫法則，高揚品德旗幟，不僅可以讓野蠻的四夷歸服，還可以讓王化廣泛地輿邊境所能夠達到的極限。可見，凡是成氣候、有吸引力的宗教都很善于向信眾許諾，處心積慮地描繪一個此生當代都不成能實現的美妙藍圖，讓人嚮往，愿景越是絢麗宏大，則越能夠鼓舞人心，以便激勵他們自愿為之做出不懈奮斗，甚至獻出寶貴無價的個體性命。而在儒家的國家宗教體系里，這一切都得從皇帝積極實施教化開始。
拓展開來說，皇帝、王者是國家教化的實檀越體，儒家只是神職人員，或教師，類似于牧師、傳教者群體；或教務任務者，是國家宗教事務的行政治理人員和服務人員。董仲舒《第一策》曰：“但是六合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平易近不正也。”在前平易近主時代，平易近只是群眾，沒有獨立的思惟，經常被政治組織所應用，因此總是填充歷史情勢的質料，所以，平易近是不克不及自立、自正的，而離不開圣王、皇帝賦予他們以需要的禮樂價值與存在意義。“夫萬平易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克不及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克不及勝者，其堤防壞也。”沒有君王作教化引導，平易近就只能依照本身的原始天性而行事，沒有規矩，不講禮法。一旦人道泛濫，社會就必定掉序紊包養網亂，邪惡勢力就會沖出牢籠迫害國家與社稷。而教化恰好能夠起到一種堤防的感化，即把破壞性原因圈起來、限制住，毋使激活，而守護住善。“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全國，莫不以教化為年夜務。”上古圣王很識貨，通曉了國家教化對于其政治統御可以發揮的正面感化和積極意義，所以在他們的全國管理戰略中，都能夠把教化當作非常主要的任務內容來對待和處理。治政就是治平易近，治國就是治平易近。而治平易近則又以改革人道、禮樂引導為第一要務。“圣人之為道，亦但因平易近性而利導之”[11]，基于人道本然，而引導以禮樂教化是上古一切圣王的配合任務。
至于君王若何實施教化國民的戰略性結構設計，在董仲舒看來，作為皇帝的武帝應該：第一個步驟，“立年夜學以教于國”，在京城的中心朝廷里設立太學機構，優先培養國家統治的精英人才，讓皇族後輩、公卿年夜夫後輩接收教化，延請儒學年夜師為少師少傅，以經過孔子刪定的“六藝”為基礎教材；第二步，“設庠序以化于邑”，在各州、郡設立學校，進步處所干部的禮法知識程度，改良處所品德文明一貫匱乏的局勢；第三步，“漸平易近以仁，摩平易近以誼，節平易近以禮”，從皇帝，到王公貴族，到處所鉅細官員都有責任用本身的言行沾染平易近眾，用儒家的仁、義、禮、樂知識體系和德性功夫內容影響人、勉勵人；第四步，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這是皇帝行教化的必定結果，雖然幻想化了點，但不睬想化則打動不了武帝，不說得玄虛一點也不克不及增添儒家作為國家宗教在平易近眾心目中的魅力。《郊語》曰：“全國所未戰爭者，皇帝之教化不可也。”這里很顯然，對于全國安寧、政權穩定而言，教化很主要，甚至是決定性原因。同時，教化是皇帝的教化，而不是儒家的教化，也不是年夜漢皇族其他成員、各級通俗官員的教化。可以說，皇帝是董仲舒國家教化的法定主體，是國家教化事業興旺與否包養的第一責任人。
三、王者身教與教訓之官
董仲舒國家教化觀念中，很是重視王者“身教”的宏包養大感化與關鍵意義。《第一策》引《論語·顏淵》篇孔子曰：“正人之德，風；君子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居于社會上層的正人，他們的德性風范必定深入地影響處包養網于底層的君子。錢穆《新解》曰：“凡其人之品格可以傳染感動人者，必正人。其人之品格隨人轉移不克不及自立者，必君子。”于教導、于政治都是一個事理，“世風敗壞，其責任亦在正人，不在君子。”[12]常常國家敗亡，都是社會精英墮落在先。董仲舒曰：“故堯、舜行德則平易近仁壽，桀、紂行暴則平易近鄙夭。”君王管理全國有無德教，其結果簡直就是天壤之別。甚至，宗教越發達，越強調德性的純潔與高明。“在一切高度發展的宗教中，對品德義務與品德責任的確定，作為神對人的一種請求，隨著宗教感觸感染自己的發展而慢慢發展起來。”[13]國家宗教有早熟的特征，其對品德義務與品德責任的強調水平幾乎超過了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種體制性宗教。“未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鑄。”有下行之，則必有下效之。上之化下，就比如把土壤放到模子里，聽任陶匠的加工。上有化下的責任和義務。而這與《論語·子張》所曰“綏之斯俫，動之斯和”的旨意是分歧的。要讓國民安寧，國民就會歸順，要讓使國民遭到鼓舞，國民就會齊心協力。基于言傳身教的政治效能道理，儒家很善于把改革人道、改革社會的本錢壓縮到最低水平，主張和強調只需皇帝、君王能夠修身養性，樹立品德，那么，整個國家就會迎來事半功倍的管理收獲。于是儒家無論在哪個王朝都要極力趨近皇帝、君王，或做帝王臣，或做帝王師，都試圖以仁道主義施加影響，得君行道是奉行霸道王化的訣竅。一旦皇帝、君王施暴政、布德教，萬千平易近眾則天然改變不良習慣，整個社會風尚都跟著好轉。所以國家元首的“身教”是焦點，是樞紐，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第三策》曰：“古之賢人正人在各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平易近化其廉而不貪鄙。”這就是現代中國社會長期實行以官化平易近、以官為師儒家管理路線的科學性與公道性。官不正則平易近不正，正人可以帶動并影響君子，好天子很是主要。《第三策》曰：“爾好誼，則平易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平易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皇帝、年夜夫者，下平易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看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看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正人階層，是社會風氣轉化的關鍵地點，庶人、君子皆出于被動、受動的位置。而居于整個社會權力金字塔最尖真個天子，則是國家教化改良的“牛鼻子”。
“教訓之官”則是執行教化年夜務的次主體，他們是官，而不是儒。《第三策》曰：“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平易近，平易近已年夜化之后，全國常亡一人之獄矣。當代廢而不修，亡以化平易近，平易近以故棄行誼而逝世財利，是以犯罪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成不消也，故《年齡》變古則譏之。”奉行國家教化，僅有皇帝、君王重視是遠遠不夠的，政治領袖完成國家教化的頂層設計之后，還需求一個強無力的執行層，董仲舒托古而建言武帝設置“教訓官”，負責傳達并實施天子高瞻遠矚的教化政策。教訓官的職責既包含學校教導治理，又含有興趣識形態治理，并且隨時觀察平易近間輿論、監督社會風氣。漢哀帝時，朝廷設立“美俗使”的官職。據《漢書·何並傳》，王莽新朝，“詡至，拜為美俗使者”[14]，顏師古《注》引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專門負責管理平易近間習俗，確保風正氣清不淨化。《荀子·儒效》曰：“儒者在本朝，則美政；鄙人位，則美俗”[15]，敦化風俗，渾厚農人是士紳、鄉賢階層的一項最基礎效能。但實際上，儒家知識分子的感化包養網不局限于平易近間輿論觀察和社會風氣監督，還可以滲透在學校教導治理、意識形態治理的環節。
四、德教而不是法教
教化的性質、傾向是德教，具有明顯的品德屬性和訴求。這也非常合適一切宗教都具有的品德規定和勸善特征。在M.韋伯看來，“中國的教導”是“一種純粹的俗人教導”，因為它“一方面具有儀式、典禮的性質，另一方面又具有傳統主義的、倫理的特徵。”[16]恰是這種倫理特徵決定了儒家學說的宗教走向。董仲舒倡導的是一種德教，而不是刑教、法教。上古圣王很早就重視德教，所以德教在中國是有長久傳統的。戰國后期，法家興起，倡導“法教”，實質是刑教。《荀子·儒效》曰：“其言行已有年夜法矣，但是明不克不及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克不及類也。”顯然，法教是高于人們日常言行的基礎規范的。《史記·李斯列傳》曰：“今陛下并有全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不符合法令教之制。”秦王要搞文明專制，排擠私學，但凡不在“法教”范圍內的學派、典籍，遭到一概禁絕。儒家的治政路線一貫以德教為先，并非完整反對法教，只是不聽任刑罰。董仲舒《第一策》曰：“刑者不成任以治世，猶陰之不成任以成歲也。”證之于天道陰陽運行之規律，陽為德，陰為刑。一年四時，陽主三季，陰只主一季。《基義》曰：“但是計其幾多之分，則熱暑居百，而清冷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陽之于陰的配比，似乎更多。延長到國家管理領域，德刑關系也應該以德為主，以刑為輔。“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證之于先王治政的歷史，也應該順應天道包養行情，主陽而推廣德教，限制任于陰的法教風行。“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平易近，毋乃任刑之意與！”依照漢初儒家知識分子的風行總結，秦朝敏捷滅亡的最基礎緣由就是放棄了德教，沒有繼承先王國家教化的基礎傳統。其引《論語·堯曰》中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而“暴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始天子對底層采取法教手腕，嚴刑峻法，律苛罰猛，導致平易近不聊生，顯然與德教標的目的背道而馳，因此是不成能獲得政治勝利的。
放棄德教則亡國滅族，秦王朝就是一面鏡子，是最好的背面教材，歷史教訓深入，值得今王檢查沉思。《第二策》曰：“圣王之治全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平易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對分歧人群施加分歧任務和職責，讓體制內的修養德性，讓觸犯刑法的接收處分，教導國民以禮義、恥感，他們就不會輕易違反君王號令了。這是上古圣王國家管理的幻想成效。“武王行年夜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歷代周王所延續和奉行的也是仁義禮樂之教化傳統，可稱為“文德”，也獲得了不菲的政治收益。雖然沒有年夜張旗鼓地標榜和倡導法治路線，卻能夠使囹圄空虛，人皆循分，而達到法教管理所永遠達不到的後果。但是，“至秦則否則。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全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用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平易近財力，蒼生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是以刑者甚眾，逝世者相看，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全國管理之傾向、做派、風格，周、秦之際有年夜變。周王倡導以禮治全國，武王、文王、周公，一路以下，把禮樂文明發揮到極致。而秦國治政，自孝公任用商鞅實施新法之后，之道始天子都決意不可文德，而一任刑罰風行國中，不依周代以職官為師之傳統，而改以憯酷之吏為師，力術行，而義術止，所導致的結果并不睬想，甚至可以說是慘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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